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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碳中和深度研究报告
来源: | 作者:小荷 | 发布时间: 1140天前 | 64600 次浏览 | 分享到: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1、碳中和:大重构
1.1、发展的权利:大国博弈与利益统一
站在全球视角,我们认为中国加快“碳达峰、碳中和”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推动:
(1)“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能源保障、产业转型
在能源保障方面:2020年底,我国原油进口依赖度达73%,天然气进口依赖度也在40%以上;基于能源保障考虑,发展新能源具有必要性。与此同时,我国已在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全球优势。根据麦肯锡测算,我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国家表现远超美国,在所有行业对比中位列第一。
在产业转型方面: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消除,但是仍有流动性泛滥、债务问题等未来潜在的风险点;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度,然而面对比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做好自己显得尤为重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将是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加快新产业的战略布局,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前所未有,步伐明显加快,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网络信息领域、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农业领域、人口健康领域等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较大。
“碳减排”作为重要的抓手,通过“碳成本”这一要素的流动,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性改革。
2)“碳中和”的对立性——大国博弈、贸易摩擦
部分发达国家其实此前已多次讨论过包括对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但因经济与贸易依赖性、碳市场不成熟等原因而搁浅。
根据OECD数据,2015年我国对外出口约6亿吨CO2,其中对美出口2.26亿吨,占比约35%。假设国际对我国按40美元/吨征收碳税,增加开支约260亿美元;按100美元/吨,增加650亿美元。假设我国碳排放成本全部内部化,2019年我国碳排放98.26亿吨,按碳价100美元/吨测算,需9826亿美元。
“排碳限制”的本质,是一种发展权的限制;而“碳关税”的本质,是应对贸易劣势的一种手段,而这种劣势,可能一部分是由实施碳减排后成本增加而造成的。站在我国的角度:“碳关税”既是贸易壁垒“压力”,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
为什么“新冠疫情”后,我国推动“碳中和”更加迅速?——增加国际声誉和话语权。2019年我国碳排放量达98.26亿吨位列全球第一(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量/GDP均相对较低),自2005年以来为全球碳排放总量最高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变化所致)。近年来我国碳排放增速已有所放缓,但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碳排放全球占比仍在持续提升,2019年达28.76%。
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中国。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EnergyClimate机构推出的净零排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28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
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1.2、我国的碳减排将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尽管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战略,但就具体目标而言,仍有区别。如欧盟在2020年3月提交《气候中性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洲到2050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美国加州和中国分别制定了2045年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加州的目标包括削减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并抵消其无法削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目标仅针对二氧化碳。
我国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为达到2050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2030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2060年前“碳中和”。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
在陡峭的碳排放量下降曲线背后,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下相当规模的存量资产将失去原有功能。
煤电资产搁浅的问题,表明了转型需经历阵痛。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2019年占总发电量的65%,远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12年,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年以上。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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