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针对“新冠疫情”源头问题，经常有部分西方国家和人员因政治原因公开抹黑中国。而加速推动“碳中和”将助力我国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未来全球“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定权。
目前，全人类气候目标竞赛已经开启，根据EnergyClimate机构推出的净零排放竞赛计分卡，目前我国已处于第四梯队，位列全球第28位。
3）“碳中和”的统一性：全球难得的政策与利益一致点
从全球来看，多数国家已更新NDC（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碳中和”已成为全球大趋势。
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是拜登此次总统竞选的核心承诺之一，未来美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新能源发展方面采取更多的措施。
虽然前期中美在贸易和技术层面有着种种的不愉快，但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无论是中美还是全球，在碳中和方面，具有相同的利益和方向。
1.2、我国的碳减排将是一段艰苦的历程
尽管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将碳中和目标纳入国家战略，但就具体目标而言，仍有区别。如欧盟在2020年3月提交《气候中性法》，旨在从法律层面确保欧洲到2050年成为首个“气候中性”大陆。美国加州和中国分别制定了2045年和2060年“碳中和”目标。加州的目标包括削减所有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并抵消其无法削减的排放量，而中国的目标仅针对二氧化碳。
我国碳排放下降斜率更大。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发达国家已普遍经历“碳达峰”，为达到2050年“碳中和”，更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以往的减排斜率。而我国碳排放总量仍在增加，需要经历2030年前“碳达峰”，然后走向2060年前“碳中和”。从实现“碳中和”的年限来看，比发达国家时间更紧迫，碳排放下降的斜率更大。
在陡峭的碳排放量下降曲线背后，是规模化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下相当规模的存量资产将失去原有功能。
煤电资产搁浅的问题，表明了转型需经历阵痛。一方面，从能源结构和自身禀赋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为主，煤电发电量在2019年占总发电量的65%，远超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煤电机组的平均服役年限仅12年，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40年以上。更快的碳排放量下降斜率，意味着将会有大量的未达到退役年限的煤电资产提前“搁浅”。
根据牛津大学2017年研究，在不同的情景假设下，我国煤电搁浅资产规模估算可能高达30,860-72,010亿元（合4,490-10,47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15年GDP的4.1-9.5％。由于近年来我国仍在新建煤电机组，实际搁浅规模可能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