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世界工厂闻名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领导人对世界承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长期低碳发展转型战略。这一战略统筹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协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顺应并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转型趋势，从而在新一轮科技竞争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实现弯道超车。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相对国力明显上升，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欧美传统强国的猜疑，认为中国要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破坏维护它们利益的现存国际体系。因此，近年来中国与欧美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贸易等国际议题上发出更大声音以应对西方的挑衅；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既降低对外能源依赖度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向更可持续方向转型。

[催生局部性朱格拉周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欧美经济政策奉行新自由主义，甚少采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逆周期调节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央行头上。由于缺乏积极财政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素质相对下降，欧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欧美资本转向新兴市场投资以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其结果是欧美经济体潜在增速持续下降，反过来要求央行持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目前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效率达到极限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共识，彻底逆转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与社会阶层持续分化的恶性循环唯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也有助于降低公共部门债务压力。当然由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它们几十年一贯的经济政策基调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明显转变，在中短期内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作用，只是说经济政策的重心是缓慢地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转换。

这一个转换目前面临债务杠杆率的约束，2008年至今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债务杠杆率处于18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执政政府要推积极财政政策必然面临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在新兴经济体，虽然公共部门债务杠杆率整体上低于发达经济体，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则是异常得高；而且由于全球政经体系和贸易体系调整，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面临趋势性减弱，因此企业部门难有动力增加投资。但是以国家意志推动的全球“碳中和”热潮所引发的经济生活绿色化，有可能在现实债务约束之下推动一轮局部性朱格拉周期。在预防性道德伦理的主导下，基本上没有国家或者组织敢明确反对“碳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