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2016年10月正式生效），其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下称全球温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2018年10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表示，如果想达到《巴黎协定》的1.5摄氏度目标，则需要在2050年前将全球碳净排放量降至零（即“碳中和”）。2016年以来，全球掀起“碳中和”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有50多个经济体宣布甚至立法规定2050年（或之前）达到“碳中和”，全球前六大碳排放经济体中欧盟和中国、日本已经明确作出“碳中和”承诺，美国拜登政府预计在今年4月正式宣布“碳中和”目标，只有处于工业化中前期的印度和重化国防工业占比较高的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表态。

[“碳中和”战略的重要意义]

根据英国BP发布的《全球能源展望》报告，2019年中国碳排放达到98.26亿吨等量二氧化碳（tCo2e），排名全球首位，并且占到全球碳排放的28.8%。但从两个角度看中国碳排放并不多，其一是从人均碳排放量角度看，2019年中国人均碳排放7tCo2e，不到美国的一半，也低于俄罗斯和日本；其二是从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量角度看，从1900年至2010年，我国每人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仅为0.406tCo2e，远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甚至不到墨西哥的一半。

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有密切关联，一般来说，在工业化过程中一个经济体的碳排放总量和单位GDP碳排放量总是上升的，只有等到这个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后，随着经济重心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它的碳排放量才会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目前，欧美发达经济体碳排放量基本上在2000年之前达到峰值，但以此要求发展中经济体并不合适；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国际贸易情况，比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全世界提供大量工业制成品，但制造这些工业品所必需的碳排放都算在中国头上，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中国很早就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事务。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2014年12月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轮缔约方会议的中国代表表示，2016—2020年，中国将把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控制在100亿吨以下。2020年9月，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雄伟目标。2020年12月，国家领导人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公布2020年版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到203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作为以世界工厂闻名的发展中国家，国家领导人对世界承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集中体现了中国长期低碳发展转型战略。这一战略统筹国内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协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顺应并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转型趋势，从而在新一轮科技竞争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实现弯道超车。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相对国力明显上升，中国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欧美传统强国的猜疑，认为中国要损害它们的既得利益，破坏维护它们利益的现存国际体系。因此，近年来中国与欧美地缘政治风险有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方面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多边贸易等国际议题上发出更大声音以应对西方的挑衅；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倒逼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既降低对外能源依赖度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竞争力，推动经济增长向更可持续方向转型。

[催生局部性朱格拉周期]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欧美经济政策奉行新自由主义，甚少采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逆周期调节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央行头上。由于缺乏积极财政政策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素质相对下降，欧美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欧美资本转向新兴市场投资以追求更高的回报率，其结果是欧美经济体潜在增速持续下降，反过来要求央行持续实行宽松货币政策。

目前来看，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效率达到极限已经成为欧美国家共识，彻底逆转经济潜在增速下降与社会阶层持续分化的恶性循环唯有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积极财政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也有助于降低公共部门债务压力。当然由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它们几十年一贯的经济政策基调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明显转变，在中短期内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的重要作用，只是说经济政策的重心是缓慢地从货币政策向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转换。

这一个转换目前面临债务杠杆率的约束，2008年至今为了对冲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发达经济体公共部门债务杠杆率处于188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执政政府要推积极财政政策必然面临新自由主义的强烈反对。在新兴经济体，虽然公共部门债务杠杆率整体上低于发达经济体，但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则是异常得高；而且由于全球政经体系和贸易体系调整，新兴经济体的外部需求面临趋势性减弱，因此企业部门难有动力增加投资。但是以国家意志推动的全球“碳中和”热潮所引发的经济生活绿色化，有可能在现实债务约束之下推动一轮局部性朱格拉周期。在预防性道德伦理的主导下，基本上没有国家或者组织敢明确反对“碳中和”。